第43章 著述(1/2)
1892年，比契诃夫大5岁的陈炽在乡间开始了著书。跟契诃夫不同，契诃夫是在莫斯科呆久了，得跑到乡下去写作，呼吸新鲜空气。而陈炽却不是，他想写的不是契诃夫那样的文艺作品，学术著作更需要京城的环境。但陈炽被丁忧按在了小山村。也好，陈炽可以放下章京、户部的公务，专注于在纸上建造一百间房子。
在一间乡村土屋里，灯火又亮了起来，跟天子峰顶上的星子一样明亮。这是天子峰习惯的注视，那土屋的灯火陪伴了两代人的考学。砚台的墨又满了。这只砚台，紧随陈炽一生的砚台，渐渐从一块呆笨的石头，变成了一块充满灵性的墨盘。学术著书，与此前的考学完全不同。考学是既定的墨，是有规律的吞吐。为了著作而积累资料，陈炽随时需要砚台供墨，多少不定。有时几行，有时几页。有时只是几个字。
砚台习惯了主人的性格。它能把用剩的墨垢积累下来，随时听候主人的召唤，沾水就用。这就相当于一只墨水瓶了！墨水瓶，是为硬笔准备的墨，是墨液的成品，当然一般也是商品。这商品来自美国，已经涌进了中国，京城和上海屡见不鲜。但陈炽习惯了毛笔，这砚台于是化身为一只灵性的墨水瓶，伺候着陈炽的翰墨人生。
这是晚清的砚台，正在见证了一个过渡的时代，和陈炽一起关切着三千未有之变局。当然，这只砚台看惯了陈炽焦虑的神色。当陈炽坐砚台边，契诃夫则用鹅毛笔在纸上沙沙书写，批判俄国社会繁荣背后的苦难。但那只是家国之痒，不是陈炽那样的家国之痛。契诃夫的焦虑远不及陈炽的深重。因为俄国正像一只贪婪的鹰，撕咬着中国的领土。
比如库页岛，就成为俄国案上之肉，《瑷珲条约》咬上一口就把它叼走了。这座中国孤悬海外的第一大岛，在19世纪中叶由清政府割让给沙俄，转身改了个名字，叫萨哈林岛。契诃夫为此有机会到库页岛采风，写下《萨哈林游记》，记录了底层民众的生死疲劳。但他没有记录民众的亡国之痛。
无论何时，文艺只是政治的附属产品，正如契诃夫《萨哈林游记》只是俄国侵略政策的附属产物。陈炽首先要撰写的，不是一首书愤之诗，不是一篇采风报告，而是关切着民族存亡的著作。1900年，契诃夫与高尔基相约去中国，由于八国联军侵华而罢。而在这一年，陈炽看到了八国联军的狠烟，在忧郁中去世。他没有机会跟契诃夫相遇，来讨论库页岛的名字。
陈炽跟契诃夫，都是来自偏远乡间的“客家人”。契诃夫是亚速海边的顿茨涅，而陈炽是赣江上游的智乡。至所以把契诃夫扯上，是由于陈炽一次次提到俄国。可以说，俄国的贪婪，正是陈炽著作的起因之一。
晚清时代，列强的枪炮从水路和陆路逼来。北洋水师，已经建成，而北方的军事，却重视不够，投入不足。陆防还是海防，国内争论不一。在这个众讼纷纭的年代，需要统一国民的认知，看到天下大势，看透其中的利害。中国一次次被俄国欺骗，割土赔金，就是对天下形势不甚明了。
陈炽认为，英国借重海洋，来中国主要是冲着经商，所以整饬海防不惮烦者，皆是虚器。但俄国不同，陆地与中国相邻，其国父子孙君臣上下同等之心，得寸进尺窥伺中国，现在正全力经营西伯利亚之铁路，此路成后，不惟朝鲜东三省不能安枕，就是内外蒙古以至于新疆、西藏，皆将天天处于风声鹤唳之中。所以在俄国铁路将成未成之际，需要把握自强之先着，救败之微权。
晚清的时候，天下的形势真是不妙啊，真是到了天柱折、地维绝！真是天倾西北，地陷东南。陈炽想起了《管子》“四维”之说。从礼法角度来说，“四维”分别是礼、义、廉、耻。陈炽觉得，国之“四维”也可以从中国的形势言之：东三省、朝鲜，东北之维也；台湾，东南之维；琼州、广西、云南、西藏，西南之维也；甘肃、新疆、青海、阿尔泰山，西北之维也。四维！想到这个比喻，陈炽觉得应该在著作中论说一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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